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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绝版苏东坡

时间:2011-04-15 16:10:43  来源:浠水网   作者:黄冈东坡网


  在写下这篇文字之前,我想还是先对苏东坡进行一下简单的介绍。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后世人称“坡仙”。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有陈毅的诗曰: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辞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苏轼诗与黄鲁直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有“词至东坡,其体始尊”的赞誉,与辛稼轩并称“苏辛”;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列为“宋四家”。他还是一流的画家,同时还是美食家。
  他的一生经历了北宋几个帝王执政时期,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元佑时期1085——1093太后摄政)、徽宗。仁宗嘉佑年间,老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进京赶考,两个儿子一举中第,三父子文采出众,名噪京城,苏轼尤最。文坛领袖欧阳修看他的文章常激赏数日“喜极汗下”,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还对儿子说“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
  苏轼一直在新旧党争中沉沉浮浮。开始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贬黄州,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在黄州苏轼完成了他思想和艺术的升华和飞跃。 后又往常州,登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扬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外放定州,再又贬谪惠州、儋州。徽宗时遇赦北还,北还中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

一、苏东坡是一个亲弟、爱妻、朋友遍天下的好人

兄弟情深

  在兄弟情深,至死不渝方面,没有谁能超过这兄弟俩的。苏辙只比苏东坡小三岁,苏辙回忆小时候和哥哥在一起的时候说:“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每遇危险,这个小哥哥都是自己撩起衣裾在前边探路,把安全留给弟弟。等到学成出蜀迎考,兄弟又同登进士,同策科举。父亲苏洵去世后,二人更是相依为命。苏辙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苏东坡说:“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苏辙对自己的这位兄长除了爱之外,还有一份尊敬。他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东坡是“扶我则兄,诲我则师”。 因为拥有了这份亲情友情,人生中一切的不可知和孤单寂寞都不再那么可怕。苏辙就说“自信老兄怜弱弟,岂关天下少良朋”。 从入了官门的那天起,子瞻与子由便聚少离多,他们用诗歌辞章的形式互吐心曲。或倾诉思念之情,或抒发关于宇宙人生的感慨。苏东坡的诗文中与子由唱和的不胜其数,以《示子由》、《别子由》、《和子由》等为题的诗歌,就有104首。苏辙赠答、步韵、应和的诗词也多达130首。即使他们其他的作品全部散佚,只要把彼此往来唱和的词章串联起来,兄弟二人一生的行迹心路也清晰可见。
  1061年,即宋仁宗嘉佑六年,父亲领着20来岁的苏家两兄弟赴京应试,路上,他们夜宿怀远驿,夜晚,风雨大作,寒意阵阵,苏辙起身披衣,见哥哥正在读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与元常全真二生》,中有两句“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诗中的情境正好与兄弟二人的此时此刻之情形相吻合,一时间,两人不免心有所动。东坡不禁感叹,现在还可以与弟弟联床而眠,此次出川求仕,按照张方平的预言,是必然要入仕途的。进京途中他们拜访了已经退休回家的蜀地名士张方平,张方平对这哥儿俩的才华惊奇不已,称他们是“天上麒麟”“以国士相许”,张方平曾大胆预言,此二子前途必然不可限量。看来入京求官应该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一旦入了仕途,到哪里做官,做几年,就都得听皇上的了,像这样兄弟二人在风雨之夜一起谈论古今,一起对床而眠,怕也会成为一种难得的奢侈。二人于是立下了“雨夜联床赋诗”的约定,说好决不对官场长期恋栈,将来一定早早退休,归隐山林,再重温这份“夜雨对床”的闲情逸致,享受天伦之乐,享受人生之美。
  此后,“夜雨对床”就成了兄弟俩的一个心结,在二人互相唱和的几百首诗作中,夜雨对床成了一个反复被提及的话题,如苏东坡“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对床定悠悠,今夜雨萧瑟”;“他年夜雨独伤神”;“夜雨何时听萧瑟”;苏辙的诗作中也常见“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射策当年偶一时,对床夜雨失前期”、“对床贪听连宵雨,奏事惊同朔旦朝”、“夜雨从来相对眠,兹行万里隔胡天”。
  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宦海沉浮中,他们耿耿于怀的“夜雨对床”之约最终成画饼。直到东坡归天,苏辙遵遗嘱,把苏东坡葬在河南郏县小峨嵋山。苏辙又命子孙在其百年之后将自己的遗骨也安葬在兄长身边,兄弟二人才长长久久地呆在了一起。郏县号称有“八景”,八景之首就是“苏坟夜雨”。元代至正十二年,就是在两兄弟死后两百多年,郏县县尹杨允拜谒苏坟,“谓两公之学实出其父老泉教也,虽眉汝之茔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之往来必陟降左右,盖未始相远……遂置老泉衣冠瘗诸两公冢右。”于是,二苏变成了三苏,于是就有了三苏祠和“三苏坟”。
  在“三苏坟”院内,古柏遮天蔽日,据说,如果是在幽静的深夜游览此地,便可感受“苏坟夜雨”的特有气氛:耳际仿佛风声紧促,雨珠横斜,但分明衣襟未动,发丝仍干。后来有人对此现象作了科学的解释,此地正当风口,三苏坟的柏树都是朝向西南眉山的方向,并不是什么思乡之故,而是风吹的。但后人宁愿相信这是二苏思乡之故,一院柏树尽朝西南。这苏坟夜雨的感觉,也不过是后人希望终生未能“夜雨对床”的兄弟俩有一个死后的圆满。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的解释往往同时兼有解密和煞风景的双重功效。
  这次考试后,苏东坡“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辙也被授商州军事推官。当时王安石任翰林学时知制诰,不满苏辙在策论中论说古今宰相专攻人主,不肯撰写诰命,诰命拖拉了一年才下来,苏辙也不忍将丧妻鳏居的老父亲独自留在京都,就辞却官职,请求留下了来侍奉老父。自此,两兄弟不得不第一次分别,苏东坡在离城官道的马上写了一首分别诗送给子由,聊表离别之情: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寥。
  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衾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又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东坡目送着弟弟远去,一直到只能看见子由头上戴的帽子在山间隐约出没才策马前行。送别归来,路人都快快乐乐,只有苏辙自己怅然凄恻。在这首诗中,东坡再次强调:好兄弟,千万别忘了我们夜雨对床的约定。
  后来,苏东坡在朝中历经坎坷,渐渐觉得已经不适合在朝廷供职,就自请外放,先到杭州任通判,然后是到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长官。这一段时间兄弟聚少离多,虽不免伤感,但也仅止于别离本身。日后那些纷至沓来的是非坎坷还没有打上门,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仍然有很高的期许,也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有所作为。这首《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也许可以极好地表达他们那时的心气儿。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团团。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此时,距离他们“兄弟一呼天下惊”的“花样年华”已经十几年,仕途生涯险恶狰狞初露端倪,但在这首词中,苏轼没有丝毫的颓塘衰朽之气,除了上片有点别离的怅惘,总体的情绪仍是牛气十足。苏东坡以汉朝当年的陆机、陆云兄弟比附他和苏辙,何等自负,又是何等的神采飞扬。后人曾经怀疑这首词并不是苏东坡的作品,因为它太狂,尤其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几句,元好问的评语是“殆市驵(zǎng)之雄(即马市的公马)醉饱之后发”,也就是说,这种狂话,像是市井没文化的神经病喝高了之后说的疯话,根本不可能是苏东坡这种人的“口声”,据说,连苏东坡的铁杆“粉丝”黄庭坚家的仆人都不念这首词。
  还有一些人演绎说,宋神宗就是看了这首词以后,龙心大大的不悦,他们还为神宗设计了当时的台词:“且先教苏某闲处袖手,看朕与王安石治天下”。于是龙指一弹,将苏东坡贬到了黄州,云云。估计杜撰这个故事的小说家是联想到了当年柳永的一段公案,因为这个情节像煞了“且填词去,何用浮名”的“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故事。不过这个联想本身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虽然当时“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但柳永的创作充其量是流行歌曲,而不是主旋律,所以,死后要靠一群妓女朋友捐资凑份子才入土为安。而苏东坡那种“行藏在我,用舍由时”的自恃和骄傲,显然也不符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正道”。我们不妨对照不久以后苏东坡在密州任上写的另一名篇《江城子•密州出猎》,他一开头就自称“老夫聊发少年狂”,通篇酣畅淋漓,狂态毕现。“老夫”其实只是一个赶时髦的称谓——和现在不嫩装嫩的风气恰好相反,那个时代的人喜欢不老装老(其实苏轼此时还不到40岁),“少年狂”才是苏轼的真本色。毫无疑问,虽然屡次碰了钉子,但都未伤筋动骨,苏东坡根本没把官场上的一点失意放在心上,不论是“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傲气,还是“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气,都洋溢着充盈跃动的生命张力。
  这时候的东坡虽然不受宠于当道,但他的政敌王安石还是个正人君子,两人不过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罢了。京城呆着憋屈,咱就下基层。照样可以为人民服务,照样受一方百姓的拥戴。何况,普天之下谁不知道苏学士的大名?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一大群的追星族。出城打打猎,啦啦队竟然是想一睹太守风采的全城百姓,有这么多的观众观敌瞭阵,东坡兴奋得都有点“人来疯”了:“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在地方的这几年,苏东坡的心情还是比较惬意的。他为密州申请减税,在徐州领着百姓抗洪,在杭州疏浚西湖。与此同时,结交了一大批的朋友,包括文人雅士、和尚道士、五行八作的各色人等诗酒唱和,也是花前月下,月白风清的。真可谓要政绩有政绩,要快活有快活。然而,一场无中生有的灾难正悄悄地向苏东坡逼近。这就是“乌台诗案”。当时,王安石提拔的一帮年轻干部已经占了上风,他们甚至把当年提携他们的恩人王安石都挤出了朝廷。于是,小人登场了。他们愣是从苏东坡给皇帝上的湖州谢表中有“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的些微牢骚中看出了忤逆的意思。于是,在东坡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就被一群凶悍的御史台的“警察”带走,关进了京城御史台的监狱!东坡本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朝廷命官,也是拥有很高知名度的贤达名流,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身陷囹圄。在监狱中,他被夜以继日地辱骂拷打软硬兼施,最后从苏轼的诗文中鸡蛋里挑骨头,胡乱地牵强附会,得出了一个“写作并传播反国谋叛的语言文字”罪名,苏轼一介书生,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真是百口莫辩,并且,种种迹象表明自己此番是必死无疑了。家里十来口人,孤儿寡母们更是无家可归,而此时,他能想到托付身后事的人也惟有子由了。于是,他写下两首诀别诗,托一个好心的狱卒梁成带出去,交给子由。第一首是这样的: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当年“风雨对床”之约言犹在耳,而自己已经无法践约,我死了没什么,可我亲爱的兄弟,日后每逢风雨夜,你一定会独自黯然伤神。一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含泪泣血,真是情何以堪!而此时,苏辙为了营救兄长,正在奔波呼号。他上书皇帝,说自己和哥哥怎样的相依为命,试图用感情打动龙心;他为哥哥分辩,说他不过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对朝廷其实是忠心耿耿。他还请求皇上降低自己的官阶为兄长赎罪。这篇情真意切的文章似乎的确打动了龙心,并且为苏东坡说情的人也很多,连靠边站的王安石、王安石的兄弟王安国都力保东坡,神宗的祖母也以病要挟皇帝放人。其实,必欲置东坡于死地而后快的并不是皇帝本人,更不是王安石这个政敌。而是李定、舒亶等一干小人。何况,杀了苏东坡这样的知名人士,对皇帝的名声也没有好处。于是,在监狱里呆了四个零十二天的苏东坡死里逃生。
  苏东坡总算是活着出来了,可是,死罪饶过,活罪难免,他被贬谪到湖北的穷困愚昧之地黄州,做了一个无权签署公文、不得离开黄州、只有虚衔的黄州团练副使。追随他的人也都受到相应的惩罚,有的被贬到岭南,如王定国;有的进行了罚款(罚铜)处理,如司马光。皇帝果然“满足”了苏辙的要求,将他贬到江西的筠州,作了一个小小的酒监。
  北宋实行酒类国家专卖,酒监大抵相当于市级工商局的一个部门的科长。
  这次牢狱之灾,是苏东坡一生最重大的转折,黄州也成为苏东坡一生的拐点。此前,他是诗酒风流、左右逢源、走到那里都热闹非凡的苏子瞻,今后,他变成了出入于儒释道三界苍凉豁达的苏东坡。东坡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是东坡一生功业的起点,这所谓的“功业”就是一边是诗文画字日臻成熟,另一边是没完没了的宦海浮沉。但是,不管苏东坡多么落魄,苏辙始终与东坡一起分担,有时甚至家小全部托付于苏辙。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是在黄州时,一个中秋夜,东坡想念苏辙的时候写的。
  有人说,“北望”是表现苏东坡的“怀君之心”,苏东坡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中秋之夜像个怨妇一样痴情北望,希望得到皇上他老人家的恩宠,恐怕是有人自作多情地代东坡自作多情。他想念自己的兄弟的情感倒是确凿无疑。与当年相比,少年心性的狂气已经一扫而光,他的精神气质步入中年。和多年前同是写于中秋,同是想念子由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相比,没有了“我欲乘风归去”的洒脱和“此事古难全”的自我排解,凉意森森中有一种幻灭的虚无。
  东坡怀念子由的作品不胜枚举,随意摘一两个在此。
    清颍东流,愁来送、征鸿去翮。情乱处,青山白浪,万重千叠。孤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恨此生长向别离中,彫华发。  
    一尊酒,黄河侧。无限事,从头说。相看恍如昨,许多年月。衣上旧痕余苦泪,眉间喜气占黄色。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 (满江红•怀子由作)
  由于苏辙与苏东坡政见相近,更加上他是东坡嫡亲的胞弟,一生中随兄长一起载浮载沉,他自己也是一贬再贬,基本都是受苏轼连累:“自筠徙雷,自雷徙循。风波恐惧,蹊遂颠绝”。在岭南的雷州和循州贬所,他与兄长隔琼州海峡相望。他在写给朝廷的“雷州谢表”中说:“命微如发,衅积成山。此者陆水奔驰,雾雨烝湿。血属星散,皮骨仅存。身锢陋邦,地穷南服。夷言莫辨,海气常昏。出有践蛇茹蛊(gǚ)之忧,处有阳淫阴伏之病。艰虞所迫,性命岂常。念咎之余,待尽而已。”在窜贬岭南的岁月里,由于“言语不通,饮食异和,瘴雾昏翳,医药无有”,苏家十病六七,失去好几位亲人。苏辙的一个儿媳就夭折在此。他在日后的祭奠中,痛苦地说:“惟我夙业,累尔幼稚。兴言涕落,呼天何益”,父辈的灾难却要连累子女一起承受,他的心里充满愧疚。
  东坡被贬谪到孤悬海外的海南,只有小儿子苏过陪同前往,其他的家眷都只能留在大陆。在这样穷厄潦倒之时,苏辙把二苏两房大小近百余口拢在一处,留在了惠州。苦难中的这一大家子父慈子孝,兄睦弟友,勤俭度日,终于度过难关。东坡被贬南荒,穷愁七年,直到新帝即位,“推恩海内,泽及鸟兽”,才得以北还。然而,东坡的身心在蛮荒之地已经受到极大的戕害,北还以后不久,即身染重疾。东坡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向自己的兄弟交待一一交待后事:“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因为这世上没有任何人比苏辙更懂东坡。拿着哥哥的这份“临终嘱咐”,子由心如刀绞,痛哭失声:“小子忍铭吾兄!”
  东坡死后,苏辙为兄长亲自写下七千多字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在墓志铭中,这样的篇幅非常罕见。苏辙用了极大的篇幅,不厌其烦书写其兄在各地任所的所作所为,但对东坡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成就,反倒是一笔带过。子由这么做,委实是用心良苦:他是要用事实为兄长辨诬。苏东坡文华绝代,时人已有共识,根本无须多言。但他在政治上的是非功过仍然颇多争议。苏辙不厌其烦地陈述事实,是想让后人依据事实做出自己的判断。兄长的离去虽然令苏辙悲痛万分,但他在撰写墓志铭的时候却相当克制,极少情绪的宣泄,行文颇类现代的新闻写作。
  还有两篇祭文《祭亡兄端明文》《再祭亡兄端明文》每次读这两篇祭奠文,总是忍不住要流泪。时人评论,苏辙为人淡薄寡欲,沉静少言,洁身自爱,做事稳健实际,不像哥哥苏东坡那样倔强任性,因此“其齿爵皆优于兄,意者造物之所赋与”,苏辙最终的爵位高于东坡,而且得以安享天年,儿孙承欢,七十四岁高寿善终。然而,上天虽假苏辙以天年,但活着的他一遍遍地怀念着亡人,一篇篇地为地下的亲人写祭文,一次次回忆家族的苦难。这回忆中应该也有快乐吧?然而,天人永隔,此痛何及!
遵兄长的遗命,苏辙将苏东坡葬在嵩山小峨嵋,又将亡嫂王闰之的灵柩与哥哥合葬。他安慰这位受尽苦头的亡嫂,这里虽然不是我们的家乡,可是你的亲人都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你不要害怕。“虽非故乡,亲族不遐,勿畏勿惊”!在隐居的日子里,回忆和思念成了他生活中主要的事情,他写了一万多字的自传。宋史说,苏辙晚年常常一个人整天呆坐着,静默不语。不能想像那样的情景,也不能想像那样的心情。相信彼时的子由,在尽了自己作为兄弟的责任和义务后,他的灵魂已经被死去的亲人带走了,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无话可说的沉默的肉身。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直是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场景,儒家更把“兄友弟恭”纳入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范畴。然而,在男权社会,兄弟的情分常常因为对权力和财产的争夺而受到严重伤害,兄弟萧墙、同室操戈的事情并不鲜见。否则,中国人就不会用永远见不了面的参、商两个星宿来比喻兄弟失和了。
  兄弟共享文名的,中国历史上除了苏家两兄弟,还有非常著名的一对,曹丕和曹植。可是,与他们的才华一样出名的还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对继承权的争夺使相同的血缘恰恰成为兄弟相残的原动力。
  反观苏东坡苏辙两兄弟,刚柔相济,珠联璧合,性格的差异恰成互补,他们同学同戏,互相扶持,分享快乐,共度时艰。他们不单单是成就了流芳千古的文名,还有一段旷世的手足情。这份情感,当时就赢得人们的赞美,宋史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又有人评价:“从来兄弟埙篪(chí古代的一种管乐器)之乐,未有过于二苏者”。二苏的感情基于血缘又超越血缘,他们不仅是相濡以沫的手足,更是心心相印的知音。
  让兄弟俩耿耿于怀的还有一个中秋相聚的期望。
  父母已逝,又没有姐妹的苏轼,真的就剩下“四海一子由”了,在中秋节这个团圆之日,已过不惑、在密州任所上的苏轼,抚摸着花白的鬓发,想到人生苦短,去日良多,与唯一的手足至亲却天各一方,望着圆圆的月亮,心潮起伏,不免思乡怀远,十几年宦海人世沧桑,都随金凤明月到得心头,苏轼不免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索性披衣坐起,泼墨挥毫,用诗词书写心中块垒,这就是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清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词中弥漫的是对世事的矛盾思考,是又想又怕,是有恨却不应该。当然,更多的还是对苏辙的思念和祝愿。这种思念在两年有幸后得到了一次释放的机会,那就是在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来徐州赴任途中,在商丘与去南京赴签判任的弟弟苏辙同行,在四月份到了徐州,在徐州逍遥堂一起生活了一百多天,一个风雨之夜兄弟二人同宿逍遥堂内,苏辙想起在怀远驿准备应试时的旧事,回首往事,倏忽已是十六、七年了,至今四顾茫茫,还是一事无成,不免也有漂泊无归之感,作:《逍遥堂会宿二首》。苏辙是个朴实厚重的君子,凡事随遇而安,不大自寻烦恼,这次却是个例外,所作二诗,流露了无限凄凉:“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其一)“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凄凄。”(其二),苏轼读了这两首诗,心情自然很是难过,但他想自己一个人独自撑着,让弟弟有个愉快的心境,就去劝慰老弟一番,他和诗说:“别期渐近不堪闻,风雨萧萧巳断魂。挠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是的,就要分别了,想起当年怀远驿夜雨对床读书时,还都是惨绿少年,如今历经忧患,鬓发斑白,然而,我们毕竟还能相见,总比老到相见不相识的时候要好,毕竟我们为官之日短,退休之日长,风雨对床,当有来日。苏辙本来是去赴任的,不应该迁延这么些日子,但兄弟俩一别七年未见,心里实在不忍这么快就再次分别,又加上中秋临近,苏轼也是坚决挽留,老兄弟俩就在徐州度过了中秋之夜。酒桌上,苏辙步苏轼原韵写了《水调歌头》,词中有“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之语,流露出依依不舍之外,还有思归之情和不被重用的忧虑。苏轼也作《阳关曲三首》:在其第三首赠子由的《中秋月》中,性情中的苏轼似乎忘了劝慰弟弟的事了,写得很凄凉,甚至有些绝望:“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他们也许已经想到,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在一起过这个团圆节了,生离仿佛死别。此后,这百日时光就扎根在了东坡兄弟的骨髓深处,一到中秋之夜,二人就不约而同地想起兄弟团聚的日子,离别一年之后的中秋,恰好又是个月白风清的日子,苏辙想起老哥哥那句“明月明年何处看”的感慨,不禁想来这别离后的一年时光,提笔写了《中秋见月寄子瞻》,而在徐州的苏轼,此时也在思念着弟弟,悲伤欲绝,写了《中秋见月寄子由三首》。过了不久,驿站送来子由的诗,苏轼激动得又连夜和了三首,在这次的《中秋见月和子由三首》中,他还是冷静地劝子由要想开点:“南都从事莫羞贫,对月题诗有几人。”苏轼一直以哥哥的身份在关心着弟弟。可是,真到了苏轼惹祸以后,救助这个口无遮拦的哥哥的,往往还是这个沉稳的老弟。

        夫妻爱重

  纵览古今,如东坡般有真情意者实乃凤毛麟角,这一点,从他对待妻子的情谊上可见一斑。第一任妻子王弗与苏东坡生活了十一年后病逝,东坡在她埋骨的山头亲手栽下了三万株松苗。三万株啊,要种多长时间?点点滴滴的泥水中,包含了多少情和爱!他是把自己那一缕相思化成了三万株万古常青的松树,经寒历暑,沐雨栉风,岁岁年年,生生世世,守候在爱妻身旁。又是十年后,苏东坡为王弗写下了那首令所有读懂了的人摧心扼腕、痛断肝肠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生时十年相伴,死后十年相思,王弗何幸,得如此优秀的男人“不思量,自难忘”,“年年肠断”!作为女人,得其中一个十年就已足矣,二十年乃至一生的魂牵梦绕,王弗地下有灵,也该笑得如鲜花般灿烂吧。何况此时的东坡已于六年前娶了小苏东坡十一岁的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了。苏东坡并没有因有了新欢就忘了旧情。
  再说王闰之。作为进士之女,嫁一个年轻貌美前途无量的书生应该不成问题;作为王弗的堂妹,她是应该了解甚至见过苏东坡这个姐夫的,据说当年王弗嫁给苏东坡时,很令她羡慕了一番。王闰之能以十一岁的年龄差距去做填房,除了崇拜和敬佩,大概就是感动于东坡对妻子的深情厚谊了。不幸的是,二十五年后,王闰之又病逝了。这个陪着她宦海浮沉在黄州惠州儋州的穷达多变中绝无怨尤的贤惠妻子、视前妻子如己出的贤德母亲的去世,使东坡的情感再受重创。苏东坡曾与王闰之誓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王闰之死后百日,苏东坡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公麟(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并终于在十一年后由苏辙将停放在京西一座寺庙里的灵柩与苏东坡埋在了一起,苏辙是了解这个哥哥的,帮他实现了生则同室,死则同穴的誓言。
  除了这两个妻子外,还有一个由侍妾扶正的王朝云。这个十二岁进门的丫头,几十年来侍奉在苏东坡左右,在他最得意时,也在他最倒霉时。特别是在坡翁最后的流放海南的岁月里,在那些侍妾“树倒猢狲散”的时候,朝云的生死相依,更应该源于刻骨铭心的敬爱,东坡这个比朝云大二十六岁的“白须消散”的“病翁”,能打动朝云的除了才气,应该就是深情了。朝云没有看错,三个妻子中,苏东坡给朝云写的诗词最多,坡翁称之为“天女维摩”(类似于后来我们说的天使),以知己看待。大概是上天也嫉妒东坡如此得女人的垂青吧,三十三岁的朝云在扶正了十一年后又病逝,苏东坡将她埋在惠州城西的丰湖边上,俯瞰二人一起开辟的放生池,一湖净水,有如朝云的一片丹心,竟然令东坡不忍重游。朝云死后,苏东坡就一直鳏居,再未婚娶。他给朝云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每逢暮雨倍思卿”,在苏东坡此后的日子里,有多少夜雨孤灯夜晚,就有多少“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的百结愁肠。朝云就这样款款地走在暮年东坡的深情里,直到永远……

  朋友良多

  苏东坡“眼见天下无一不是好人”,这种眼光,让他遭了不少人的害,但也交了不少生死相随的朋友。他自己也说: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先从皇帝、皇后说起。苏东坡是仁宗时中的制科,就很得皇帝的宠爱,英宗想破格提拔他,被韩琦等人阻挠,到了神宗时,在地方上做得好好的苏东坡,突然就发生了“乌台诗案”,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贬到黄州后,神宗几次想起用他而不得,最后留下遗言让他的儿子哲宗起用,英宗的皇后也就是神宗的母亲给哲宗摄政,把他从黄州贬所擢拔出来,官至翰林学士,在他的晚年,若不是神宗的皇后摄政,苏东坡就只有客死他乡了。从苏东坡历仕五朝,经历了四位太后摄政,每次太后摄政,都是他好运的开始,这也似乎说明苏东坡的沉稳持重的执政理念,正符合当时太后们稳步前进的愿望。
  高官中,他最早接触的是张方平,这位老人在他乌台受审时,不顾个人安危,上书相救,后来被连累,罚铜三十斤;王安石是他的政敌,但他们私交却很好,司马光与王安石势不两立,却在救援苏东坡这件事上出奇地一致起来,驸马王诜在御使台要逮捕苏东坡的时候,冒死送信,受了连累而贬官边陲,朋友陈季常一生断断续续地跟随,特别是在他最倒霉的时候,陈季常总是适时现身,这种精神上物质上的双重安慰,给了苏东坡很大的快乐和生趣,僧人参寥更是天南海北地陪着他游庐山下九江,直到他流放海南,还千里跋涉着给他传家信,报平安。其他朋友,更随处都有,走到哪里,朋友就交到那里,古语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他是无论穷富都是前呼后拥,一点也不寂寞。不是人格魅力,何能如此?
  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铁杆朋友呢?看看他是如何对待陌生人的,就知道他是怎么对待朋友的了。他在宜兴曾经买了一处房子,花了五百缗,用光了老父京城故宅换来的所有的钱。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他游兴又发,就与朋友邵民散步到了一所住宅旁,听见里面有个女人在哭,好管闲事的苏东坡就叩门进去,一问,原来是这个老妇人的儿子背着她把房子卖了,老妇人刚刚从那所房子里搬出去,想着守不住祖宗的家产,这住了一辈子的老屋就要换主任了,这才大哭。苏东坡就问,那房子在哪?老妇人回答后,苏东坡大惊,原来正是他买的那栋。苏东坡就把房契从口袋里拿出来,在老妇人面前一把火烧了。第二天又把那个儿子找来,告诉他再把老母亲请回旧宅,却没要回房钱。也许他当时只考虑了这个老妇人的感受,却忘了自己已经是个穷光蛋了。在杭州做知州时,有个卖扇子的卖不出钱来、还不上买绢面的债务,被债主告上堂来,苏东坡就用他那光照中国书画史的墨宝,大书大画于绢扇上,扇子立刻身价猛增,不但替被告换回银子还了债,还有一半的剩余给他做了本钱;一个又穷又的老书生进京赶考,冒带私货以换点生活费,被官吏捉来,苏东坡不但不惩罚他假冒了自己的名字,还认真写上字迹,申明是自己带给苏辙的,让这老书生一路畅通地带到京城而不用交关税……
  一个对陌生人都这么好心肠的人,对朋友如何,可想而知了。
  他对朋友的好,甚至到了不分敌友的地步,苏东坡路过寿州的时候,李定出来给他饯行,苏东坡还与他写诗相赠,很可以算好朋友了;而元丰年间中搜罗诗中语句弹劾苏东坡的人,就是以李定为首。苏东坡守密、徐二州时,与李清臣诗文唱和很多,说李清臣诗如:“醇酒盎然,能起我病”,并把李的诗比作清庙里的仙供。但是李清臣后来与邓温伯、章惇等锐意绍述,恢复了王安石属下的官职,贬窜了一大批元祐老臣,第一个拿苏家兄弟开刀就是这个李清臣,苏东坡的七年海南贬谪,追究起祸害的始末来,实在是从李清臣那里开始的。苏东坡跟章惇的关系尤其深厚,文集中《送章七出守湖州》有诗云:“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又有《次章子厚飞英留题》等诗。后来章惇与司马光同为宰相,惇用笑话侮辱了司马光,还依赖苏东坡来解决纠纷。这样说来,苏东坡跟章惇,可称为密友了。后来章惇贬逐元祐君子,都用他们的名字确定发配的地点;子瞻贬儋州,子由贬雷州,都是章惇所为。也许真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章惇自己也绝不会想到他也有贬谪雷州的这一天。听到这个消息的苏东坡不是拍手称快,不是举杯相庆,而是想到章惇的老母此时的担忧,他写信给与己与章惇都有点亲戚关系的黄实,说:“子厚(章惇字)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甚瘴,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又拖着沉重的病体给章惇的儿子回信:“闻其年高寄迹海隅,此怀可知。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写完信他已累得握不住笔。这种自己苦难能推己及人、迫害能一笔勾销的宽宏,如若那个连死人也不放过的章惇能够得知,不知道他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人间。苏东坡与林希也一向友好。苏东坡守杭州,实际是替代林希。等到苏东坡被召还,林希又来替代。苏东坡集中苏、林的唱和很多。苏东坡离开杭州,林希顺应杭州人的意愿,命名苏东坡所筑的堤为苏公堤。苏东坡升官起居舍人,向宰相蔡确坚决推辞,说林希以前一起在馆阁,而且林的年龄大,应该担任起居舍人这个官职。可见二人的交情多么深厚。等到绍圣初年,章惇做宰相,开始整治元祐党人,想让林希写诰命;林希就欣然接受了,再次做了中书舍人。从司马光到苏东坡等数十人,林希的贬词都写的极尽丑化和诋毁;于是屡次升官到副宰相。后被夺去官职死去。苏东坡从海南返回,《与子由书》说:“子中病伤寒,十余日便卒,所获几何,遗臭无穷,哀哉!”这个子中,说的就是林希。这些人都是苏东坡的老朋友,后来都成了反咬一口的禽兽。此外平日交往,到了苏东坡穷途末路背叛的人,更是不可数计。
  这也从以个侧面说明,苏东坡是朋友遍天下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看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二、 苏东坡是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

  苏东坡最初的官职是凤翔签判,这不过是个负责监督太守的职位,是北宋特有的、比副职还低、负责管理文书的一个小官,勉强可以算个纪检委书记吧,他却忙得不亦乐乎,时遇大旱,他又是写祈雨文,又是亲自捧水祷告,忙的不亦乐乎,甚至上表朝廷请除却弊政,俨然他是负责一方生灵的凤翔府太守。而当真做了太守,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杭州太守时,他带领军民铺设竹管、陶管,引西湖淡水给海边的以苦咸水度日的百姓,他疏浚西湖以保存更多的淡水,将清出的淤泥堆叠成大堤——正当苏东坡豪情满怀地想大干一番的时候,灾荒却找了上了门来(似乎灾年总让他遇上,或许是别人遇上了也不上报朝廷),虽有提前准备,但是真到了这水旱不均、粮米难继的时候,那点准备仍然显得杯水车薪,他只好放下工程全力救灾,半年之内急如星火地连上七表,泣血呼告朝廷拨粮款赈济,连拨来修缮官衙的款项也被他换了薪米分给了灾民。元祐六年,他又出知颖州,除夕夜登上城墙,见饥民扶老携幼在深雪里跋涉,苏东坡五内如焚,六神难安,一夜都无法入睡。也许是一夜没睡的成果吧,这次他动了一个心眼儿,天一亮他就找来一个皇族的官员赵令畴(这也是个书画家,同类),让他帮着想办法救灾,那个皇族官员就提议出取官仓粮米、用酒坊的薪柴,煮粥救民(他这就不算私开官仓了)。他见不得百姓这样过这个新年。
  即使被贬成惠州的一介草民,他还向时任提刑官的表兄程正辅写了一封雄辩滔滔、言辞峻切的长信,指斥官府变相地勒索农民,要求即刻停止这种做法。这个时候他与这个表兄的关系并不怎么友好,他是厚着脸皮走这个后门的。说起来苏东坡走的“后门”还真不少,他知道皇太后对他宠信有加,就走了好几次皇太后的后门,不是要钱就是要求免除贫民的欠款,而且多数都奏效了,但到了自己的事,即使饿得煮食猪都不爱吃的苍耳来果腹,他也没走过类似的后门。也是在惠州,他看到老弱病残舟行不便,倡议在西湖上修两座桥,此时的他已经再也没有可捐的钱了,就捐了一条犀角装饰的腰带,倒是动员苏辙的妻子捐出了她身为宰相夫人时受赏的金银器物,看来,与苏东坡这样的人成为一家,是注定要得之于朝廷,而用之于百姓的了。
  苏东坡只在登州做了五天的知州,却上了两个奏章,很有见地的《登州招还议水军状》让皇上停止了损不足而奉有余的调兵;《乞罢登莱榷盐状》结束了登州百姓食盐低价入官、难以糊口、十室九逃荒的历史,苏东坡走后,登州百姓设生祠纪念这位为民请命的好官,至今的蓬莱百姓中,还将“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的故事,向所有热爱苏东坡的人热情相告。
  知徐州时,正赶上黄河的大洪水,徐州城被围,他亲上城墙护守,几十天不回家,劝阻想弃城逃亡的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终于保住了被围困了四十五天的徐州城,当他迁任湖州太守时,百姓夹道相送,感激他“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
  知密州时蝗灾大盛,看见饿殍塞途、哀鸿遍野,他捶胸扼腕、扯发顿足地惨呼:“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百无一用的绝望煎熬得他昼夜难安。苏东坡再也没有了出猎的豪情,再也没有了登超然台的悠闲,他满面尘灰,一身草屑,愁苦万状地在旷野上疲惫地掩埋尸体,“洒涕循城拾弃孩”,他鼻涕眼泪地捡拾着连父母都因饥饿而抛弃了的孩子,鬓发花白的苏东坡身前身后常常跟着一串嗷嗷待哺的孩童,一个堂堂的太守就这样临时充任了幼儿园的园长,我不知道是该向他表示我的崇敬还是悲哀……他此时唯一能做的救济就是尽量节约官米,捐出所有薪俸,来收养这些拾来的三、四十个弃儿,而他自己却靠采食枸杞、野菊度日……这让我想起了在延安时期的周恩来,周恩来收养的还是烈士的遗孤,而苏东坡收养的却完全是丝毫没有关系的、也许连他们的父母都为了自己活命而抛弃了的孩子,如此撼天动地的大亲大情,古往今来真是罕有可比。
  最让人感叹的,是他九死一生地被贬黄州后,看到当地有溺死初生婴儿以减少人口的恶俗,他是“闻之辛酸,为食不下”,给武昌太守朱寿昌写信,教他恩养弃子,严律杀婴,自己则成立救儿会,向当地的富户劝募钱米,请当地的僧人管理财务,他也每年捐出十千钱,而此时的他是身无分文官俸,日用不得超过一百五十钱、自耕于军营的东坡以糊口的囚犯。
  今天的徐州、密州、黄州城里的贩夫走卒、桑女柴妞,甚或巨商大贾、高官显妇,哪些曾是苏东坡翼下的不死之孩儿的后代,实在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知道,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历史上不曾有过苏东坡,也许就不会有眼前的你、我、他。
  这种把老百姓装在心里的意识,甚至不经意地推及到了动物身上,他“乌台诗案”后,深感缧绁之苦,便禁止杀生而食,实在忍不住馋,也只吃“自死物”更是不再吃鱼,后出知颖州,还大费周折,网颖州西湖里困于浅水之鱼,把它们迁到深水之处,这“迁鱼”之举,恐怕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政绩”了,除了苏东坡,谁还会将不死之愿望惠及池鱼?此事可真是难为了这个清贫的馋太守。
  因此,只要能对百姓有好处,无论是什么“卑贱”的事,他都不推辞,甚至主动去接受,在苏东破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高贵的。
  我总是疑心“乌台诗案”并非冤枉了苏东坡,以他一贯的人格和立场,看到新法荼毒百姓,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他在杭州期间写的那些诗,诸如:“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棰环呻呼。追胥连保罪及孥(近屡获盐贼,皆坐同保徙其家),百日愁叹一日娱。”“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对于新法害民的揭露讽刺,昭然若揭,而《吴中田妇叹》不啻于另一版本的《卖炭翁》:买炭翁所遇的官吏还给了老翁充炭值的“半匹红绡一丈绫”,而吴中田妇被逼得只有投河;在他给别人的信中,许多封的末尾都嘱咐人家“火之”,可见连他自己也知道说了不该说的话;听到朝廷已派人来捕他回京候审,他惊慌觳觫,自谓必死,要求归家诀别,表明他也知道罪名不轻。自宋太祖以来,百年无大臣坐罪被杀,这被程颐称之为“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的第四事,苏东坡自己的《上神宗皇帝书》也曾很欣慰地宣称“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为什么他独独估计甚至断定自己会被杀?而且在狱中还与苏辙约定了暗号——如果皇帝已决定杀我,你送饭时就送条鱼来。因而,可以说,他的觳觫虽有秀才遇见兵的惊慌,更主要的他知道那些反映百姓真实情况的诗,是很让当权派以及当权派的后台神宗皇帝反感的,至于是否反感到要杀他的程度,那恐怕只能系托在当权派的脾气大小上了。
  他明明知道有被杀的危险还一再地冒死上谏犯颜上表,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只要是一见弊政便“如蝇在食,吐之方快”,范仲淹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苏东坡却无论是居庙堂还是处江湖都以忧其民为上的,他上表乞钱救民,上书求太后宽免贫民的欠债,一有朝廷与百姓争利益的事就急赤白脸地大声抗争……如此长时间的孤军作战,他实在有点指支持不住了,在给好朋友孔仲臣的信中,已经胡子一把、头发斑白了的苏东坡赤手空拳地仰天长叹:“呜呼,谁能稍助我者乎!”——闻者谁能不下泪?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我甚至有一个错觉:苏东坡一直都在替百姓向朝廷要钱,全不顾忌“钱”正是积贫积弱的北宋皇帝最头疼的事,他不帮助朝廷多收缴点钱粮进国库——像王安石那样,反而帮助百姓从国库往外掏钱,这样的“异己分子”不清除了还会留着吗?他的“自谓必死”也实在算不上盲目悲观。
  一个如此为百姓着想的官员,绝对是为皇帝“牧养小民”的好官;人民的笑脸才是真正的政绩!


三、苏东坡是一个全才

  先说苏东坡的文学才华。
  散文上,苏东坡博采唐宋名家之长。
  说起唐宋的散文,人们都说“唐宋八大家”,殊不知关于唐宋散文还有另一个说法,那就是“韩柳欧苏”,韩愈的散文“文起八代之衰”,直接把六朝以来奢靡的文风摈弃,提倡学习汉代散文的“文以明道”的主旨,主张“词必己出”、“陈言务去”,开了一代散文新风,有力挽狂澜之功,柳宗元继往开来,发扬了韩愈的主张,在山水游记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从他开始,游记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被誉为“游记鼻祖”,在散文发展史上,也有开创之功,北宋初年,晚唐、五代浮华轻靡文风曾经一度占领文坛,韩愈的文集早已束之高阁,连名字都很少有人提到。是欧阳修以韩愈的继承人自命,他虽然标榜学习韩愈,但能自成一家,创造出一种与韩文不同的散文风格。韩文以气势雄壮见长,欧文则以情韵优美见长。也就是说,欧阳修使散文更加生活化,将叙事和抒情完美结合,从明道、载道的政论中分离出来,成为可以明心见性的一种文体,类似了诗歌的功能;那么苏东坡呢?苏东坡则是兼有了韩、柳、欧三家之长,既言之有物,又情趣昂然,政论上直追被韩愈、柳宗元所推崇的贾谊、陆贽,风格上则不仅有《战国策》的纵横捭阖,又兼有《庄子》的汪洋恣肆,实际上已超过了韩柳的期望,再加上自身才气横溢所体现的挥洒自如、左右逢源,苏文便奔腾不息、波澜迭起。像《邢赏忠厚之至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等都是这样的浩荡之作;书札、杂记、杂说、小赋,更是精致典雅、小巧玲珑,往往将叙事、抒情、议论的功能结合得水乳交融,表现手法也灵活多变,不为体制成法所拘系。如:《石钟山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记承天寺夜游》《赤壁赋》和《后赤壁赋》等,将诗情与哲理完美地融汇起来,情理相生,情景兼备,哲思深邃,空灵奇幻,有欧阳修的平易自然之风,却更灵动通脱、挥洒自如,极富艺术魅力。
  诗歌上苏东坡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而在黄庭坚的意识里,苏东坡始终是他的老师。
  虽然黄只比苏小9岁,也就是说,这本应该是兄弟的年龄差距,黄却始终坚守着师徒的尊卑,都说文人相轻,如果不是从心底发出的崇拜,苏黄的关系不会是这样的结果,而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苏东坡在诗歌上的成就,远不是黄庭坚所能比拟的。首先是苏东坡扩大了诗歌的题材,将原本已经用文章表现的题材,写成了诗歌,即今人所谓的“以文为诗”。今存苏东坡二十四岁至逝世时诗歌共二千七百多首,基本分为三类,一类是抒发个人感情和歌咏自然景物的作品,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游金山寺》:“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吉祥寺赏牡丹》:“人者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朦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蚀照红妆。” 《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这类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这些诗中,他通过对乡土的留恋,对亲友的追怀,对自然风物的观赏来排遣诗人的惆怅和悲愤,披露了自己爽朗、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自得其乐的浪漫气质,给人一种处处生春的感觉;二类是反映社会现实,关心人民疾苦的作品,如《吴中田妇叹》、《荔枝叹》、《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等通过对比现实、借古讽今的手法,反映生民涂炭,揭露统治阶级罪恶:像“汗流肩赤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庭溅血流千裁。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洛。至今欲食林甫肉”、“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摧钱夜打门。”等都是这些写照,是对白居易讽谕诗的一个发展;三类是反映风土人情和生活画面的,如《和子由踏青》、《岁晚》等,此外,他还有用诗歌写的文论、画论,如读孟郊诗,王维、吴道子画等。其次是多用散文的句法入诗而以气格贯穿,如《石鼓歌》。“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以文为诗”实际上是靠以才气为诗而获得成功。而以才学为诗,又体现为好议论、善于使事用典。如《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有意识地以议论入诗,将对事物的形象感受与哲理思考结合起来的,这样的作品,唐以前几乎是见不到的。苏东坡的诗歌,直接影响了宋代的诗坛,带领宋诗走进了一片与唐诗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形成了宋诗独特的风格。
  苏东坡的词为豪放派鼻祖,千百年来堪与伯仲的只有辛弃疾。
  从题材上说,苏东坡以前的词配合音乐演唱的曲子词,是音乐的附属品。题材上多是写男女相思,写花间酒前的伤别,是苏东坡把词的题材取向从配乐演唱发展到表现自我,并从现实生活中撷取创作题材。在苏东坡的笔下,怀古伤今、悼亡送别、说理谈禅、咏史吟物、抒怀言志、抒情记事,都一一发之于词;整军修武、抗敌御侮、田园风光、农村生活、山川景物等第,都成为词作的描写内容。故苏词多为感事之作,有的还采用词题小序的形式确定表现的内容,交代创作动机。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定风波》等。苏词用记实手法写自己的人生感受,使词的抒情贴近现实生活,词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题也由分离走向统一对应。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面向社会和真实人生的大道,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取材范围。苏东坡用词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人生感慨、生活情趣感受以及山川景色,扩大了词境,把词家的“缘情”与诗人的“言志”结合了起来。从风格上说:东坡词抒发的是磊落纵横的豪放之襟怀,摆脱了花间词的婉转妩媚之态,激越、豪放,意有所触,情有所激,言志抒怀,全是感情的凝聚,充分表现了作者的个性人格。如《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其气势豪迈奔放,感情激昂旷达,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外,创造出雄浑开阔,豪迈奔放,情致高远的意境。《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又作语旷达,空灵蕴籍,虽到不了林冲“满怀激愤问苍天”的地步,但也有屈原《天问》的气魄;语言上东坡词也摒弃了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他引诗入词,以诗为词,以散句入词,并适当吸收口语鲤鱼入词。还突破了音律的限制,改变了词创作的固有面貌。苏东坡以诗为词,既与他的文论、诗论、词论有关,更是其性格情思所决定的。他豁达开朗、潇洒超旷的性格气质,是其改变传统词风的内部原因,也是根本原因。
  在书法上,苏东坡名列“唐宋四大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洵,苏东坡)之列,又独占“宋代四大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
  苏东坡的楷书大字肥而不肿,厚而不软,笔意雄劲,姿态闲雅,潇洒飘逸。肉丰骨劲,拙中藏巧,书作与严谨的唐楷大相径庭,不仅字形多欹侧而向左倾斜,且笔法自然不拘、多带行书之意。苏东坡是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随着诗文语境心情的变化而变化,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心手相畅”的几近完美的境界。连同为书法家的黄庭坚也为之折腰,在《黄州寒食诗跋》中叹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李建中,北宋书法家)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这也足见苏东坡的才气,苏东坡是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用传统技法去进行书法艺术创造,并在艺术创造中去丰富和发展传统技法的,而不是像许多人那样简单机械的去模古。从某种意义上说,苏东坡的书法完全是为文字的内容服务的,最具特色也是最具这方面典型意义的是他立在蓬莱阁丹崖上的《海市》诗碑刻,前半部分是楷书,后半部分是行书,完全是随着苏东坡的情绪变化而书写的,把苏东坡不同时代是书法之作放在一起比较,你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我到是觉得笔随意迁才是书法的真谛。所以,后世很少有人模写苏东坡的书法,原因也就在于他的书作很难仿效。
  苏东坡的绘画以墨竹开南画派文人画之先河。
  所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的性质,含有文人的趣味,不必在画中考究艺术工夫,却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的感想,这就是所谓的文人画 。文人画最初的定义是封建士大夫的戏笔之作,以此来区别于宫廷画师和民间画匠。文人画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地讲,它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有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画家之画;狭义地讲,文人画以“士气”标举,以“逸趣” 为宗旨,多取材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意韵,重视画中意境的构造等等。 。
  文人画与其他绘画流派相异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它的缘情言志特质。而决定文人画本质特征的深刻内因是文人画的审美价值取向。
  比如,在文人眼中,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君子的化身。梅,冲寒斗雪,玉骨冰肌,孤高自赏;兰,清雅幽香,芳草自怜,洁身自好;竹,虚心劲节,直竿凌云,高风亮节;菊凌霜而荣,孤标傲骨;山水、渔隐则不问世事,淡漠名利。借此,文人抒发他们内心当中或豪迈或抑郁的情绪。
  苏东坡画的墨竹就是这一类的画。
  苏东坡之绘画向来有“一灯分焰,照耀古今”之说。他的画与北宋著名画家文同齐名,是“文湖州竹派”的领袖人物,“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由苏东坡与文同的故事演化而来的。苏东坡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写道:“与可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振笔直遂,以追其所思……”、“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说的都是着段佳话。而苏东坡之画也追求王维(摩诘)之“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主张绘画不必讲求形式与技巧,仅以藉朴拙笔墨来抒情寄兴而已。苏东坡竹画的特点是:“以浓墨为面,淡墨为背。”本来师从文同,却比文同更加简劲,而且颇具掀舞之势。米芾说苏东坡:“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这些都可看出苏东坡作画是很有奇想远寄的。可惜我们对苏东坡画作的了解,只能通过别人的描述来揣摩,苏东坡的画,今天仅见一幅《枯木竹石图》。他甚至还画过朱砂竹。别人说竹子没有红色的,他却张口回击说,那竹子也没有墨色的。这与苏东坡一贯主张神似而反对形似,是一致的。
  此外,苏东坡还在军事学,医药学,建筑学,水利学,语言学,音乐学,襌学方面均有极深的造诣。例如,苏东坡早在熙宁年间就上过《谏用兵书》,知定州时,整治军纪,恢复民兵组织“弓箭社”,举行大检阅礼,俨然大将风度;苏辙出使契丹的时候,他写诗说:“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虽有保护苏辙、怕被扣留的意思,但更体现了苏东坡的外交见识最能体现他的外交才华的是熙宁四年五月,一批高丽贡使来朝,发来的公文竟然只写干支纪年,不写宋朝的年号,苏轼就吧来文退还,拒不收受,告诉贡使说:“高丽称臣本朝,而公文是不屑我朝的年号月份,我这么敢收?”高丽贡使急忙换了文书,恭敬地写上“熙宁某年”。当时人都很佩服这位刚健不屈、处事得体的新任通判。苏东坡热心于建筑,建造黄楼、超然台、东坡雪堂、桄榔庵等等,他几乎到处建屋,每到一州,都要修缮官衙。苏东坡贬任惠州和儋州时,见当地缺医少药,就采集中草药,合成丸散,为当地百姓扶死救伤。苏东坡任职广州时,引蒲涧水入城,解决了当地居民多年来的饮水困难;苏东坡任职徐州,率城民与水灾奋斗七十余日,使徐州免于水淹;苏东坡任职杭州,不仅兴建了苏堤,还发明以瓦筒代替竹管之法来引水,使西湖免于成为一片水涸,也给杭州居民带来了甘甜的淡水,结束了他们喝苦咸水的历史。苏轼在语言学上造诣,主要在于与王安石的争辩,据说有一天苏、王偶然说起苏东坡的“坡”字,王安石说:“‘坡’,乃土之‘皮’也”,东坡笑着说:“那么‘滑’就是水之‘骨’了”。还有一次,王安石又论及“鲵”字,说鲵从鱼从儿,应该是鱼之子,东坡就问他“鸠子九鸟,可知道有什么缘故?”王安石一时语塞,怔怔地问:“什么缘故?”苏东坡笑着说:“《毛诗》有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合爹合娘,恰是九个。”王安石也知道是苏东坡调侃他,便不说话了,还传说就因为这次得罪了王安石,被贬了湖州太守。这些当然不过是人们附会上的传说,但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轼是不同意王安石的的看法的。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他的《易传》《论语说》的解说著述上。至于音乐,所有能够填词的作者,都是 懂得音乐的,这个常识,自是不必我说。
  苏东坡还曾设计过帽子,酿过美酒,制作过一种特殊的千层饼,调过一种别具味道的汤。所以,北宋年间,“东坡帽”,“东坡酒”,“东坡饼”,“东坡羹”,“东坡肉”等曾一度成为众人追求的时尚。
  我甚至想不出来,作为那个时代人的苏东坡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可以说在其中任何领域能做出这样一个成就的,就堪称大才子,苏东坡却钟天地灵秀于一身,揽人间才华于掌股,我遍览古今中外(也许我不够博闻)也未再得一人如此。他是上帝塑造在人间的一个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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